中国探险特殊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城市建设起步,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电视机、收录机开始成为消费品。


1981年3月20日,被中国男排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赛时“置于死地而后生”险胜南朝鲜队,北大学子打出孙中山著名的口号“振兴中华”。其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的“时代最强音”。

1984 年,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突破;1985年,中国女排“四连冠”;进一步激发民众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怀。

当尧茂书为抢在美国探险家之前首漂长江而捐躯,一群热血青年,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毫不犹豫地成为“后继”者。

他们几乎是在没有技术、没有经验、没有装备的情况下,组建了探险队,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为国争光”。

他们历经千难万苦,甚至一部分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完成长江和黄河的全程无动力首漂,创造了人类探险史的纪录。

他们的探险行为,既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积极向上、“振兴中华”澎湃激情的体现,也彰显了当时青年人追求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时代特征。

他们参加的,是当代中国探险事业的开创性工作,为当代中国的探险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

他们是荣获“”中国探险特殊贡献”荣誉称号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于1986年6月16日,自长江源的沱沱河下水,经过176天,闯过250多道险滩,牺牲了多名队员,终于在1986年11月25日完成全程6300公里的橡皮船无动力长江首漂以及长江河源区干流沿岸综合科考、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及其保护利用等16个项目的科学考察研究任务。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全体队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凭据一腔爱国情怀,以惊人的勇气,在人类探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85年初,正潜心准备,计划于次年对长江做一次完整漂流考察的尧茂书,听闻相关部门已批准美国职业探险家肯·沃伦来中国进行“世界上首次长江漂流”,决定提前实施长漂计划。

其实,尧茂书早在1984年就向有关部门递交成立漂流队、进行长江漂流的书面报告,却石沉大海。他说:

“漂流长江的先锋应该是中国人!征服中国第一大河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

尧茂书于1985年6月20日从长江源头下水,漂行1270公里后,不幸于7月24日,在金沙江上游通迦峡触礁身亡,长眠于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

一直跟踪报道尧茂书的四川日报资深记者戴善奎,得到尧茂书家属提供、包括探险笔记在内的诸多第一手材料,饱含悲愤和激情,一气呵成,于1985年9月5日在《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歌祭壮士》:

“急(疾)风骤雨一般,我们的蜀中壮士便走完了人生道路。犹如闪电破空,寂然而逝。然而,真的猛士,是没有悲剧的!倒是这‘一闪’,使我们感到了一种民族锐气。中国古来不乏壮士,不乏敢涉险敢开拓的强悍者。近年来,一种敢作敢为的势头正在华夏新人中拔起:走长江,涉黄河,行环球……尧茂书便是他们中间涌出的一个浪尖人物。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仆’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篇载入中国新闻史的文章一经刊出,迅速被近百家媒体转载。

国人被《长歌祭壮士》感动,被尧茂书为捍卫长江首漂权奋勇牺牲而感召。

这是一个青年人朝气蓬勃、崇尚英雄和理想主义的年代,一个爱国热情高涨、激情澎湃的时代,很快,各地热血青年群情激昂,要继承尧茂书的遗志。

1986年6月,国内多个自发组织的漂流队动身前往长江源头。他们几乎毫无准备,仅有的装备是几只绑在一起的轮胎和夹在中间的木板。

最后坚持下来,要继续与美国探险队进行首漂长江竞速的两支漂流队,一支是民间自发组成的洛阳漂流队,一支是由中科院四川分院发起、得到四川省政府支持,由中科院四川分院、成都地理研究所、攀枝花钢铁公司和当地武警、公安等单位的职工报名、选拔,再联合选调组成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虽然得到四川省内政府部门和部分媒体的支持,但招募来的队员却几乎都没有漂流的经历。

长江上游通天河巴雾滩


经过不到两个月的训练,探险队便开赴长江,对于漂流的难度、危险性,谁心里都没底,有的只是满腔热血和勇气。

而当时美国的漂流技术已非常成熟。肯·沃伦基于商业目的,想通过长江漂流成功后长期组织欧美等国的探险爱好者来中国漂流。因此,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组织,并募集到大量精良的探险装备、物资。

“回想当年,别人都‘武装到牙齿’了,而我们有的,是一腔热血。当时真的就像‘敢死队’一样就去了。”

的确,中美两队对这场漂流的初衷、认知、准备和水准完全不在同一基准。

中方的装备、技术与美方相差一个时代,完全基于满腔的爱国情怀,作为“龙的传人”,在争夺长江的首漂权——哪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美方则是专业的探险家,招募了专业人员,技术娴熟,装备精良,是一次纯商业的专业探险。

就这样,中美双方的探险队先后在长江源头下水,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世界上首个征服长江的人。

7月27日,中方洛阳、长江两队相继在金沙江叶巴滩触礁、翻船,7人落水,救出4人,另有3人失踪,遗体至今未能找到。

金沙江四川得荣段


美国肯·沃伦探险队出发没几天,一名随队的美籍摄影师因高反、肺炎而病逝,被覆盖星条旗后埋葬在中国的长江边。

8月29日,美方探险队超过中方探险队,率先冲进虎跳峡,却遇险触礁,4人落水。

美方落水人员虽幸运获救,但探险队却彻底内讧。最终,肯·沃伦宣布退出,挑战失败。

在得知美方退出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美方退出,中方是否继续漂?一度存疑。在媒体、热心民众的鼓舞下,最终下定决心,继续奋战全程漂流。

上虎跳峡


9月12日,洛阳探险队率先冲进虎跳峡后翻船,探险队员孙志岭牺牲、郎保洛负伤。

9月13日,随队采访营救郎保洛过程的四川《青年世界》杂志社不满24岁的记者万明,被飞来落石砸中,以身殉职。

11月19日,在金沙江补漂莫丁大滩成功后,在扎木滩翻船,四川队3名队员失踪、遇难。

“我们感到绝望,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死,而是眼看着队员落难而救不了队友。

冯春永远忘不了37年前,漂流队死里逃生地通过一个险滩,仅有的两条船损失一条,后续,只能6人上船漂。与冯春来自同单位的副队长何平,悄悄把冯春叫出帐篷,说:

“下面情况不明,攀钢就来了我们两个人,要死只能死一个。我是副队长,我必须往下漂。”

金沙江段漂流


回忆此情此景,冯春至今都感慨万千:

“当时我听了这话,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实际上,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

最终,依靠最简陋的漂流设备,经过175天的水上殊死搏斗,1986年11月12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和洛阳探险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长江无动力全程漂流的奇迹。然而,为此付出的,是各探险队和记者、志愿者共计11个年轻生命的巨大代价!

2000年,美国国家地理的《冒险》杂志,评出了世界上25个最危险、最刺激的旅程,长江漂流名列其中。

1986年,中华大地,一群普通人,为了祖国的荣誉,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英勇地面对生死考验,以10个年轻生命的巨大代价,创造了人类探险史的一项重大纪录。

他们是当代中国的第一代探险家,用牺牲精神征服了桀骜不驯的长江;以勇气和毅力,承载了当时民众在生活中无处安放的梦想与激情,激发了全社会的爱国情怀、民族情怀。

正如展现1986年长江漂流事件、荣获第26届白玉兰最佳纪录片奖的《热流》导演谢隽所言:

“这些年轻人,当年都是为国家牺牲,他们是最纯粹的爱国。”

“八十年代,体育圈突破体育范畴,走到全社会舞台中央的有三件事——女排五连冠、1986年长漂、中日围棋对抗赛,他们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其中,长江漂流更是以生命为代价,彰显了中国人为了祖国荣誉,不惜牺牲,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



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
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
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

自1986年长江漂流起,以尧茂书为代表的一群中国热血年轻人,秉持“母亲河”绝不能让外国人“首漂”的信念,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漂流探险热潮。

“漂流”就像一个出口,从长江到黄河,承载、宣泄着民众激昂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激情。

1987年4月,一群来自北京、河南、安徽等地的热血青年,自发组织了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安徽马鞍山黄河漂流探险考察队,协作共进,从青海玉树的黄河源头出发,历经千难万苦,全程漂流5464公里,在落差4831米的黄河,完成人类首次对黄河的全程、无动力漂流探险。


然而,因当时漂流探险队伍在装备、技术、经验的条件局限,有7名队员不幸遇难。


参与1987年黄河漂流的三支队伍,其全体成员,与1986年长江漂流的中方队员一样,以“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和赴汤蹈火的勇气,成为那个时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生动诠释。


由黄永玉题写的黄漂纪念碑

早在1986年7月,来自北京的建筑工人桑永利就率先踏上黄河源。32天后,6个橡皮筏毁坏殆尽。

来自北京公交公司修理厂的于忠元也有一个黄漂梦,他拉赞助的电话甚至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办事处。

桑永利和于忠元被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吴泉民拢到一起,要组建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并在1986年底,向社会公开招募队员。

当媒体将消息公布出去后,全国有上万人报名。许多人戳破手指、写血书、递生死状。殷殷红字写着:

“愿意牺牲”、“生死自负”、“誓要继承烈士遗志,为国争光”…

几乎所有人并不太懂漂流,全凭一腔热情。最终入选的27名队员,半数以上都有家室。家属也得在“生死状”上签字。

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

1987年2月,立誓要实现“千古黄河第一漂”的北京队,在北京电视台风风火火亮相,他们的口号是:

“征服黄河巨龙,振奋民族精神”。

北京队架势一拉开,特制的“黄河第一漂”纪念封开始在全国发行,就听到消息:1986年长漂的两员虎将——雷建生、郎保洛也组队要漂流黄河,先遣队已去青海。

于忠元迅速带着新华社记者马挥,奔赴洛阳,还带去一个诚意十足的“三同方案”:

同上源头,同闯壶口瀑布,同抵入海口。

3月,双方会面时才发现,雷建生、郎保洛尚未组织好队伍。

漂流黄河,是雷建生和郎保洛早就有的想法。但是,

“由谁担任队长,对方都不能接受。”

卡壳在队长人选的他们,面对北京队的突然来访,也坐不住了,达成了折中方案:实行双队长制,不分正副,双方人数对等。

这一回,换雷建生和郎保洛诚意北上谈“三同”,不料北京队已决意提前半个月出发,不等他们了。

相比北京队的根正苗红,河南队更具民间江湖气,队员大部分来自雷、郎各自的“朋友圈”。雷建生出发前日记里写道:

“此次队伍庞大、派系繁多,有刑余之人、摊贩商贾,亦有文雅高洁之士……”

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

河南队出发时,在敲锣打鼓的郑州火车站,省市领导纷纷送行。当女播音员自豪宣布:“长漂英雄就在我们车上!”围观者、求签名者顿时挤得水泄不通。

“那时的漂流更是社会活动,不是体育运动。”

如河南队一位组织者所言:

“这支小小漂流队,实际上是正在急剧变动的80年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郑州砂轮厂工人朱磊是众多渴望参与黄漂的青年之一,也是最执着一个。队伍不肯再加人,他就追上火车。荒茫源区,更一个人租匹马,顶着刀子样的暴风雪,追了五天五夜。最后两眼一黑,从马背上,一头栽在河南队队员面前的雪窝里。再晚一刻,就没命了。

“我必须去,必须去……”


黄漂像一道咒语,让24岁的朱磊近乎魔怔。他受够了工厂车间的贫乏生活,


“只有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才能吸引我。”


那是一个社会的青春期,正值青春的人们心里正憋着一股劲,却被计划经济、工作分配,焊在一个点上,动弹不得。长漂让人看到活生生的英雄史诗,黄漂就成了下一个轰轰烈烈的青春出口。

80年代,人们对黄河的了解,资料匮乏,还近乎无知。即便誓要“征服黄河巨龙”的几支漂流队,光寻找黄河两个源头,就分别折腾近半个月。几度弹尽粮绝的队员,在源头立碑仪式上高唱《国歌》,个个心潮澎湃,有的失声痛哭。

为了竞逐“黄河第一漂”,他们都提前出发。4月的源头却还大雪冰封。面对1米多厚的冰层,怎么漂?郎保洛等两队都坚持:“哪怕是拖着在冰上走,也要在冰上留下漂流痕迹。”

北京队比河南队提前17天出发。当两队在源头第一城玛多县首次会合,河南队还没上源头,北京队已经在两曲汇合处立好碑了。

俨然“官方队”的北京队,带着17万赞助,还慷慨地为河南队送来电台等物资。

老资格的河南队也不吝分享漂流技巧。

即是友军又是竞争对手的两队,客客气气合影。雷建生和郎保洛却也暗下决心:“务必尽早追上北京队,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长漂勇士和河南黄漂队的风采。”

而在北京队源头立碑前,马鞍山队先发制人,第一个登上了源头。

安徽马鞍山爱我中华黄河漂流考察队

马鞍山队平均年龄仅22岁,被称为“娃娃敢死队”。由于没有任何支持和后援,才下源头,他们已用尽钱粮。比起漂流的凶险,填饱肚子也是一大难题。

一条大河,三支队伍,围绕诱人的“第一漂”,竞逐伴随开冻河水,就这样冲出源区。

河南队因雷、郎两个分队的待遇而产生争执。郎保洛负气,下漂先走了。雷、郎两分队“合漂”,成了泡影。

“只有先赶上北京队,成为真正的黄河第一漂,我们才能转身整顿队伍。”

河南队队委的无奈,让第一漂,成了更迫切任务。

第一关凶险是拉加峡。它全长216公里,上下之间落差588米,是黄河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跌落的第一台阶。没人知道这216公里深谷,究竟藏着怎样狂涛?人与自然的较量,真正开始了。

拉加峡漂流

6月6日,郎保洛在峡谷区入口追上北京队。险滩越来越多,朱磊的桨被冲走,郎保洛的桨被打断,船底被利石划开几个大口子,船都废了。

郎保洛打算求助北京队。上了北京队的船,继续闯滩。虽然都锚定“第一漂”,但激流面前,两队终于开始放下门户之见。

这时,落在最后的雷建生也到了。

历时44天,两队的4个队长,终于会师在黄河第一个特级险滩前。

“第一次和北京队相遇,来个漂亮的,让他们看看。”

正当郎保洛和北京队还在踟蹰,雷建生一声“加桨”,船已像离弦之箭,飞一般最先闯了过去,岸上一片欢呼。

“保洛,咱河南队两条船过,何必?我看,明天咱们合成一船,咋样?”

也在这一天,雷建生主动示好,两位长漂王子踏上了同一只船。而此时,全队全部口粮只剩最后的10粒蚕豆,5名上船队员,一人2粒。险关面前,个人纷争退场,河南队终于第一次抱成了一团。

被人拿了下马威的北京队,不甘示弱。当遇见更大险滩时,一心想也还个"漂亮的"给雷建生,竟故意放着支流不走,直取最危险的中流。入险滩十几秒,大浪打来,船上5人几乎是天女散花般的飞了出去。

翻船的瞬间 (马挥摄)


“一入水,就感觉这辈子交代了”。

让于忠元感动的是,救了北京队落水队员的郎保洛,还送来一件皮大衣和睡袋——上百公里无人的峡谷,将衣服睡袋给别人,意味着自己受冻。

虽然两队一直暗中较劲,但此刻的患难与共,让于忠元感慨:

“漂流真正的对手,是眼前的这条大河”。

抵达军功乡,后面的风浪更加凶险。军功以上,落差每公里2.8米;而军功以下的拉加峡,每公里落差5.5米,还有一个8米高的大跌水。

“一到军功,整个气氛截然变了。”

当真正和大自然交锋,最初一腔热情写下血书的队伍,终于弥漫开一丝丝压抑与恐慌。

北京队开始出现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采用密封船,桑永利则坚持敞蓬船——

“放密封船,那不把北京人的脸丢尽了。河南队就没用密封船。”

反复争执之下,北京队不得不推迟下漂。河南队也随之中止计划,等北京队。这一回,谁也没心思去抢“第一漂”了。

6月13日,连降暴雨后的黄河畔,雷建生、郎保洛和桑永利、于忠元两队4船同时出发。难言的赴难感笼罩下,“心第一次特别齐”的两队队员在军功大桥下合影,其中不少人又写了一遍遗书。

“肯定会有人死,不知道是谁。”没有人敢说出这个想法,这想法却在每个人的心头盘旋不散。

拉加峡比想象更凶相毕露。出发一小时,就遇上足足三个大跌水、三个小跌水。

雷建生、郎保洛率河南队1船5人,率先冲滩,成功过滩。过滩后,随激流,漂进峡谷深处。

随后,桑永利、于忠元率北京队冲滩、翻船,人员在水中被冲进峡谷。

“北京、河南队军功翻船,9人失踪……”

——于忠元冒死攀援绝壁带回的上述消息,迅速通过报纸、电视台传开。

在北京队求援下,当地军区派出骑兵、甚至直升飞机搜救,各种指示源源不断传来。

身陷拉加峡深处的雷建生、郎宝洛,却还与世隔绝着,不知他们“失踪”的消息已传遍全国。

“为了首漂黄河,其他事都放一放。”

出发前夜,雷建生好友袁世俊特地找郎保洛谈了一晚。

郎保洛在日记中最后写道:

“今天是6月18日,是个纪念日。去年今日我们从姜古迪如冰川开漂,在长江上漂流开始了!”

6月19日,仿佛一个轮回,两位从长江源头一路漂来的王子,一度分漂,最后又同舟共济,并一起踏上最后一程。

郎保洛带领大家看滩、读水

放船下水不到5分钟,可怕的大跌水就来了。随着船被打翻,5人全部落水。无数大浪铺天盖地,5人只能死拽住船绳,无法上船,更无法靠岸。

黄河在此汇入阿尼玛卿雪山融水,水温低至5度,常人坚持15分钟就会麻木。郎保洛、朱红军和张宁生最终因水冷、手麻、力尽,先后停止呼吸、离船而去。雷建生虽紧挽船绳,但不幸头部触礁而亡。仅袁世俊昏迷后侥幸随船漂至回水处,得以获救。

6月20日,当郎保洛、朱红军、张宁生的遗体一个个顺水漂下来。3天后的清晨6点,载着雷建生遗体的黑色橡皮筏也从上游飘来。

5人登船,4人遇难,其中2人还是旗帜性人物——这是中国漂流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遗体火化那天,河南队队员相约着“不许再哭,别让人看到咱没出息的样子”。看到挽联上雷建生6岁女儿歪歪扭扭几个字:“爸爸,女儿想你……”这群汉子再也无法抑制,相拥恸哭。

队伍开始出现两种不同情绪,一种是不能冒死再上船,另一方是誓死也要漂完黄河。

河南省漂指委也传来指示:

以后还漂不漂,由队里定。每个队员均可自行选择是否离队。

作为那艘“死亡之舟”上唯一的幸存者,袁世俊被选为新队长。他说:

“我捡回一条命,不漂到黄河入海口,对不起死去的弟兄。愿意留下的,必须上船,轮着漂。不愿上船的,走,队里欢送。”

最终,有十余人离队,剩17人。

此时的北京队也有两种声音:一方想趁河南队出事,抓紧时间往前漂;于忠元却坚持带队伍主力去西宁,吊唁。

“一块生死的,不去,没法交代,世人骂。”

为此耽误了7天的于忠元没想到,再7天后,会迎来又一场追悼会——北京队队员杨浩遇难。遗体火化前,千里赶来的妻子,费力地掰开杨浩的手指,把女儿第一回剪下的头发、指甲放入他掌心——他到死,一眼都还没见过刚出生的女儿。

于忠元蹲在火化炉旁,看了整整40分钟。作为发起人之一,他更没有退路。

“没死人以前总嘀咕谁要死,真有人死了,反而不怕死了。打红眼了。”

马鞍山队那边也传来噩耗。6月11日,从龙羊峡下漂时2人失踪。半月后,队长汤立波遗体被发现,没了眼睛、牙齿,凭着秋裤上印着单位“马钢17”,才被证明身份。另一个队员张建安,却始终没找到……

24天,黄河就收走了7条人命。

“漂流热该降温了”!

“我国目前需要务实,这种纯属冒险性质的漂流,根本不宜提倡”……

风云突变,曾被奉为“振奋民族精神壮举”的漂流,开始遭遇舆论前所未有的批评甚至否定。

国务院突然下发《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

“对群众自发组织的漂流探险考察活动,不提倡,不支持,不接待”。

“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各新闻单位不得采访和宣传报道”……

出发前被捧上天,一夜之间,却被打成了“黑户”、“非法漂民”!而此时,黄河还没漂出上游。记者纷纷撤回,甚至传言“到兰州要解散队伍”……

猛的跌进最低谷,一股悲壮的血性反倒冲淡了恐惧。

“为了争口气,为了死的人不能白死,就这么简单。”

而前方考验决心的,是黄河上游又一险隘——龙羊峡。

“下不得,这里比上游任何一段都危险。下一个死一个。”

当地工程师赶来挡驾:

“马鞍山队也很有信心,结果呢?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一句话让所有人沉默。

此时的北京队也正连损大将、阴影笼罩,密封船更不慎损毁。有人开始鼓吹“不漂”。

“我是军人,我来漂!”

飞行员出身的秦大安主动接过这“非常时期”的重任,去和河南队派出的朱磊等3人合漂。

密封船里,河南队的朱磊举起信号枪,想鸣枪壮胆,胳膊才伸直,“叭”的一声,手指粗的尼龙绳竟已被狂流冲断。密封船自动离岸,飞旋向滚滚波涛。

激流里颠滚的船中,3个人乒乒乓乓地乱撞。朱磊被撞到鼻血直流,呕吐到绿色胆汁都吐了出来,呕吐物喷到秦大安脸上,直灌进脖子里,还得死死拽住维系3条命的密封舱盖,不能松手……

北京队秦大安与河南队朱磊共同使用密封船,漂过拉西瓦大险滩


3个多小时后,他们活着上岸。秦大安嘴唇青紫,对队长于忠元说:

“我没给北京队丢脸!”

他本来是做好准备丢命的。

“万马奔腾任嘶吼,千里黄河一壶收”,创造“壶口千古第一漂”的,是被戏称“讨饭花子”的马鞍山队。

龙羊峡2人遇难,曾让他们一时天昏地暗,有人也动过回家的念头。可当马鞍山相关部门派出“劝退团”,他们却又宁死不从。队员王乃安甚至站在大坝上,说:

“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回去,我们就集体跳下去。”

王乃安写下《我过壶口志愿书》。全队甚至相约,王若遇不测,就轮流上船冲,直到最后一个。

出发前,壶口旅游管理处女服务员看着他们吃送行的水饺,边看边哭。

顶着压力的县长也哭了:

“我儿子跟你们一样大……”

冲击壶口瀑布

9月3日,捆绑40个汽车轮胎的密封船,载着“劝不回”的娃娃兵,被卷入狂流,自由落体般,一头栽进排山倒海的瀑布……40秒,核打击般暴捶中,密封船像个小皮球,奇迹般弹出滚滚水雾,没死人。

“这下对北京队,压力就大了。”

晚到一步的他们,先放空船试漂。密封船跌入瀑布,竟整整埋了7分零4秒,死3次都够了……

12位队员报名,24岁队员张晓军被选中,他没写遗书——

“我死不了,命大”。

9月8日,密封船载着他,冲进巨吼狂涛,经历生死23秒后,壶口瀑布“放行了”。

在最险峻,也最耀眼的壶口,三队竞逐的意气又冒出头来。

最后一个到的河南队更“绝”,瞄准主瀑布以下一个较小的水帘,决定创造“壶口敞蓬船第一漂”。

9月11日,李朝革、朱磊乘敞蓬船飞蹿下去,一触水,就被瀑布一巴掌扣翻,不停息地向下猛冲……死拽住船绳的两人,随船破浪之际,李朝革竟攀上急速向前的船底,摇摇晃晃,双腿倒立,拿起了个大顶。这个堪称豪迈的大顶,在当时人们惊喜的泪水中被升华为“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倒立”。

朱磊闯过壶口的瞬间 (马挥摄)


闯过壶口后,最初3个月没能走出青海的北京队,仅用12天,以近乎冲刺的速度,在9月21日率先抵达山东黄河入海口。

曾经三队竞逐至白热化的“第一漂”,此刻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坚持到最后”。

紧随其后抵达入海口的马鞍山队,衣衫褴褛,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1987年9月25日,河南队于山东垦利划完最后一桨。他们把一面写着4位死去弟兄名字的红色队旗,放入河里。

5464公里惊涛骇浪,4800米落差的无数跌坎,他们完成了“一寸不落”的誓言。

从黄河源头出发的时候,是三个队伍都想争“首漂”。历经生死,北京队、马鞍山队和河南队最后都不再提“首漂”的概念,没有人在乎第一、第二,大家就是统一的“黄河漂流队”。


出席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的1987黄漂、1986长漂队员代表
(从左至右):马挥、秦大安、朱磊、张大波、袁世俊、于忠元、杨勇、冯春。

2023年4月27日,出席“首届中国探险者大会”的1986年“ 长漂”队员代表冯春、杨勇,与1987年“黄漂”队员代表于忠元、袁世俊、张大波、朱磊、秦大安,以及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全程随“黄漂”队漂流和报道的马挥,应邀上台,让“长江”与“黄河”在新疆哈密聚首。当主屏视频播至当年队员们打出“探险万岁”旗帜的瞬间,大会现场掌声雷动,数百名与会者热泪盈眶。

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致敬为中国探险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勇士!


特别声明:《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学考察队、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安徽马鞍山黄河漂流探险考察队》由湘君著《黄河漂流,血性1987》选编,在此鸣谢作者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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